日前，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我期望2020年的时候，能够取消全国统一高考，代之以更加多样化的、更加便于人们选择的各种类型考试。”
第一类：欣喜若狂派。虽是虚构问题，但那些正临近考试的孩子们回答起来却很是利索。他们说：假如没有高考，学习也许更轻松也更快乐些，学生中的近视眼和小胖墩可能会少一些，书包可能会轻一些，父母的烦恼和恐慌以及骂人的时间也许会少一些，教育资源的分配也许更公平些，高考补习班和各种高考兵法秘籍什么的将会消失，用维生素兑点水当补脑药卖的将不再有市场……
第二类：半喜半忧派。此类答案的回答者态度比较审慎、理性，他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以下答案：老师的压力会小些，也许因此就从心理和心血管高危人群的名单中走出来；某些高校，不再感觉自己像是后妈生的了；大学将独立自主招生，但由此可能出现学分买卖或暗箱操作等新的腐败现象发生。很多啼笑皆非的现象如“教了的不考，考了的没教”或学校为升学率而劝差生弃考等现象将杜绝。学习的最终目的，将是学懂了什么，而非考过什么。
第三类：愤怒反对派。持这种观点的，以家长居多，兼有部分老师和学生。他们认为，假如没有了高考，在没有这种学习压力之下，孩子们将很自然地选择给自己放野马，就是现在有高考压力，堵网吧撵迪厅也还来不及呢，何况没有！另外，如果没有高考这种公平的考试和相对公平一些的分数录取机制，谁又敢保证不出现权钱交易或别的什么稀奇的录取方式。要知道，我们可是见过凭手上的茧巴厚度录取大学生的啊！另有人则认为，没有狼群追击的羊群注定将堕落成一堆懒散的肥肉。一位在云南插过队的老知青甚至声情并茂地说：如果没有高考，我肯定还在云南伺候那些半死不活的橡胶树呢！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反复强调的，其实是“知识改变职业，职业改变命运”。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之所以要努力读书、考上好大学，其实是为了脱贫奔小康。这跟我们国家长期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是有关系的，毕竟高等教育历来都被视为一种富有效率的向上阶层流动的管道。
过去我们听了太多华尔街的励志故事，仿佛“高学历——高起薪——高职位——更高的个人成就”就是幸福人生的模板；不过最近我们也隐约听到了来自欧洲的故事：坐在英国小镇街头卖唱的一位小伙，当被中国游客问及“你年纪轻轻为何就不进城找份正当工作”时，坦然地回答：“我现在的工作能让我每天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有时间陪伴和照料我的家人、过平静而内心充实的生活，这难道不就是‘正当的工作’吗？”你能说，这位卖唱小伙的洞见就比当下的大学毕业生差吗？当然，这样的“就业观”是和英国的国民经济基础密不可分的。
王旭明先生在提出“争取2020年取消全国统一高考”时，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铺垫，也许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那就是用人单位应该在未来的10年中，努力改变自己的用人观念，不要把“学历”二字作为准入门槛。尤其是那些目前主流的用人行业。诚如王旭明所说：除了某些对技术和理论有特别要求的专家型行业之外，岗位应该对非高学历开放。只有这样，我们目前的“职业独木桥”才不会造就“高考独木桥”。
不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断“高考分=名校学历=好工作=幸福人生”的等式呢？打断哪个等号才是打断了锁链的根本呢？我们要怎样建立起一个让国民更有安全感的就业渠道和保障体系呢？或许，先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期盼一个没有高考的2020年吧。
当高考不再是噩梦
童文瑞
提起高考，总觉汗颜。因为时至今日，在压力特别巨大、人特别疲累的时候，我总是会从同样的噩梦中惊醒——答高考数学卷，一道分值最大的综合题怎么也解不开……
去年圣诞假期，远嫁澳洲的表姐带着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妞妞回国探亲。这是妞妞第一次到中国，她欢天喜地地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是因为表姐答应她回国期间周末不用补课。妞妞告诉我，她可喜欢星期一到星期五去上学了。在她们学校，一年级的小学生每周只要掌握10个单词，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动手课，比如画澳大利亚地图、折纸飞机、学做饼干，却几乎不一本正经地学加减乘除，课外活动的时间也远远多于坐在教室里的时间。但是星期六和星期天却是她的“灾难”，因为表姐会送她去华人学校上补习班，语文、数学、钢琴，她一样都不爱。所以，妞妞说自己一周休息5天，上学2天。
问她爸妈，她都生在澳大利亚了，还让她做我们的《一课一练》干啥？她爸妈说，难保她今后不会回国参加高考，有备无患。
其实，国外看似松散的教育方式并没有误人子弟，妞妞的学习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同龄孩子。她曾经自信满满地到社区图书馆查了三天资料，独自访问了社区政府官员和许多邻居，然后完成了二十多页纸的“社区儿童睡眠状况报告”。元旦，我们带妞妞和比她大一个月的侄子一起去超市，两个孩子跑丢了，侄子大哭，人生地不熟的妞妞却很镇定，她把个子跟她一般高的侄子抱进手推车，拿了个小汽车给他玩，就使劲推着车往入口跑。没过多久，广播里就播出了寻人通知。我想，这些都不是华人学校能教给她的。
表姐告诉我，她家附近就有一所大学，她常带妞妞去校园里玩。有一次遇到一个正在为选专业而犯愁的大学生，她说当然选就业形势好、未来收入高的专业，那孩子惊诧地望着她说，我只是在琢磨自己是更喜欢基础化学还是生物学。他说自己真想把睡觉的时间都省出来，因为他的大学生活太丰富多彩了，他有太多事情来不及做。
说到这儿，表姐苦笑了一下：“一样的青春岁月啊，我却到现在还要被高考的噩梦惊醒。”
我默想，不求2020年中国没有高考，只求它不再是中国青年的噩梦。
愿望其实很简单
王 琦
近日从美国交流学习归来，此行感触最深的莫过于教育问题。
美国的本科教育以自由而闻名。相比国内的大学，美国大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入学考试，初入大学的学生也不急于区分专业。在这样的自由氛围下，大学可以不拘一格选人才，学生可以依照兴趣选专业。
对比之下，中国教育的死板可见一斑。而更让人惊叹的是，我们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竟会如此蜂拥而往公务员招考。这其中的问题何在？正如提出“2020年无高考”的王旭明先生所言，是教育的功利性太甚所致。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被如此轻描淡写地置于走廊的黑板上，而我们一些搞教育的人却在小学里就信誓旦旦要培养诺奖人才。若去问问那些得了诺贝尔奖的人，在他们读小学、中学、大学时，肯定没有被当成得奖苗子来培养。我们太急功近利了，以至于已影响到了求学中的孩子。我就见过一个小学生，家里两辆车，爸爸开的是帕萨特，妈妈开的是奔驰，她就坚决要求妈妈开车接她放学……
王旭明先生的愿望其实很简单，不在于2020年是否还有高考，而在于期望小学生背着不重的书包轻松快乐地去上学，中学生从考试的指挥棒下解放出来，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任意选择发展方向。
高考变革需社会进步作铺垫
宁 波
指望2020年取消高考，多少有些一厢情愿。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向普及化方向发展，高考的竞争性将会逐步下降，终将不再是白热化的选拔性考试。
现在有些高校正在探索自主招生或中学校长推荐制，是为高考改革之举，但却增加了考生负担。原先考生应付一次高考就成了，现在要奔波于若干高校，考到东考到西。其对人才的选拔结果，并不见得具有比较优势。再说中学校长推荐制，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在操作时难免换汤不换药，仍旧以分数为准绳。
其实，根本问题不是出在高考上，而是出在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城乡、地区、行业差异上。比如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热门专业的毕业生收入会高于冷门专业毕业生，但决不会悬殊到一两倍，甚至几倍。
相信，随着改革的推进，到了2020年，只要人们勤劳肯干，就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无论高考是否存在，它都将不会再是一座独木桥了。
抵达梦想彼岸，不只有“独木桥”
井姑娘
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在学院的公告栏写下一道举世难题，他的学生无人能答，却有一位年轻的清洁工在打扫时发现了这道题目，并做出了答案。这是电影《心灵捕手》的开头，清洁工威尔在数学方面才华横溢。当教授最终确定了眼前这位毫不起眼的清洁工拥有比学院派更卓绝的天赋时，竭尽全力给有心理障碍的威尔创造深造的机会。
威尔的“破格录取”，在我们这里或许会被称为“不公平”，而我们在念高中时就被教育：高考是你们人生中最公平的一次竞争。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多年后，曾经小心翼翼捧着分数的我终于开始重新考量这种“公平”。细想来，高考的公平并不是公众自动选择的，而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选择。假如说社会中存在着健全的选材、薪酬体系，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社会职业，何必一定要用“文凭”作为“敲门砖”，一定要通过所谓的名牌大学的学历来获得“高薪”呢？如果文化公平是健全的，那学生们何必一定要拥挤于高考这座独木桥上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更何况，高考的公平其实牺牲了一些教育公平。在一根指挥棒前面，老师的教育理想无法发挥，学生的兴趣爱好被死记硬背销蚀。一些孩子为了获得“公平”赛场上的一点点起跑优势，被一连数年按在琴凳上，甚至想出了造假马拉松成绩的办法……
高考太需要改革了，这种改革不是把一考改成反复考，把考4门改成考X门，而是在这座“独木桥”之外，搭建起更多其他的桥，给年轻人更多抵达梦想彼岸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