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起来，“恶法”之所以能出台、能执行，有着肥沃的土壤。其一，校规可由学校领导随心所欲制订，无论大学，还是中小学，校长一句话，就是金口玉言；其二，校规在校内颁布之后，师生再有意见，也只是敢怒不敢言，鲜有人敢挑战校领导的权威，被批评事小，教师丢饭碗、学生被开事大；其三，如此校规，在某些“好事者”冲破层层阻力，发布在网上，被媒体报道之后，学校领导并不会因校规之“雷人”、“变态”而受丝毫影响，不会道歉，更不会因此辞职，最普遍的情况是校规不了了之，还可能追究发帖者的责任；其四，校规执行出了麻烦，比如学生“以死抗争”之后，在学校看来，也非校方责任，而是家庭问题与社会问题。这次“短发令”悲剧中，校方采取的就是这种应对方法，更重要的是，学校始终站在制高点上：“我们这样也是为了学生好”。

　　要遏制“恶法”的出台，从校规的制订上看，针对教师的校规，必须经过教师委员会讨论，针对学生的校规，必须经过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中小学）、学生自治委员会（大学）讨论、审议，这是防止校长一句话，就成为校规的根本之策。上述“变态”、“雷人”校规的出台，有多少是事先听过教师和学生的意见的呢？

　　从校长的职权看，则是必须纳入师生的评价、监督，才能形成制约。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就曾因在一次论坛上发言称“女性存在先天弱点，因此，很少有人在科学和数学方面取得成就”而陷入困境；而中小学的管理，教师和家长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家长的评价，可以决定学校是继续办还是关门。如果以这样的管理规则，来考量我国大中小学的“雷人”校规，校长将因违背人性、违背教育管理常识，遭遇社会谴责。

　　所以，针对校园“恶法”一再出台，再说基本的人性常识、教育道理，期望校长能懂得教育以人为本，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如果校长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又能如何呢？应当积极思考的是，加快建立大中小学的校内民主管理制度，制约校领导的权力，包括推行校长公开遴选制度、构建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评价的机制，这才能使我国的学校管理走出低水平的恶性循环，才能铲除校园“恶法”滋生的土壤，才能保护师生的合法权益，不一再受校园“恶法”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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