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者名叫赵毅，29岁，在北京市从事证券业。用赵毅的话说，“作为一名曾经的‘资深差生’,对学校里的差别式对待相当有发言权”。

　　赵毅提到的“荒唐事”，是11月9日被曝光的江西进贤二中初三年级“差生”冒着寒风在教室外考试一事，“当然，还包括此前引起公众热议的‘绿领巾’、‘红校服’、‘测智商’等涉嫌教育歧视的事件”。

　　围绕教育歧视问题，近日，《法制日报》展开社会调查。

　　65.91%的被调查者

　　在学校受过差别式对待

　　11月9日，一则江西进贤二中初三年级“差生”冒着寒风在教室外考试的消息引起网友“围观”。对此，涉事班级班主任胡小珠称，“在走廊考试的学生成绩有好有差，不存在歧视‘差生’的情况，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

　　进贤二中校方认为，安排学生在走廊考试系个别班主任擅自安排，虽是教室紧张的无奈之举，但这种行为已经对学生造成了事实上的歧视。在天气骤然变冷的情况下，安排学生到走廊考试，严重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是对学生缺乏爱心的表现。

　　在此之前，江苏省无锡市曝出学校给“差生”进行“智商测试”一事；陕西省西安市出现了给学生戴“绿领巾”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红校服”事件也一度引起社会关注。一系列的歧视“差生”事件，掀起了一场关于教育差别式对待的讨论。

　　在《法制日报》开展的社会调查中，对于“如何看待上述事件”这一问题，有28.41%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是对孩子的歧视行为”，51.14%的被调查者认为此类事件是“一种比体罚学生更坏的教育方式”，20.46%的被调查者则认为“理解，学校是为了加强教育培养”。

　　赵毅告诉记者，他看到这些“荒唐”的事情时很愤怒，“我上小学时成绩不好，因此经常受老师的‘白眼’。同学诬陷我，我向老师辩解，老师却认为我在说谎。老师还让和我比较要好的同学不要理我，甚至让我妈妈带我去医院看看智商有没有问题”。

　　在调查中，有65.91%的被调查者表示在学校受过隐形或显性的差别式对待，34.1%的被调查者表示“没有接受过”。同时，42.05%的被调查者表示当受到差别式对待后会“感到羞愧，给个人成长带来自卑心理”，35.23%的被调查者因为“由于歧视造成厌学等负面影响”，22.73%的人认为“没有太大影响”。

　　一名被调查者还提出，以前学校的差别式对待还只是在小范围里，现在怎么感觉越来越明显了？还有一名被调查者问，教育上的差别式对待已经开始“堂而皇之”了吗？

　　“在学校里，以前可能就存在一些涉嫌教育歧视的做法，只是没有被曝光。现在，这些事情通过网络等媒体披露后，被大家所关注，所以让公众产生了此类现象在升级的感觉。”针对一些被调查者的疑问，教育学研究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微博)副院长熊丙奇(微博)说。

　　熊丙奇认为，公众的权利意识在不断提升，“以前对于这类差别式对待学生的行为，公众可能不觉得是侵犯学生的权益，所以也就熟视无睹。这几年，社会一直在讨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消除歧视，所以公众对教育差别式对待问题开始有所意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68.19%的被调查者

　　教育考核评价机制被扭曲

　　据了解，在江西“走廊考试”、陕西“绿领巾”、内蒙古“红校服”、江苏“测智商”等事件被社会关注后，涉事校方及当地教育主管部门都作出了回应。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大队辅导员表示，“绿领巾”意在激励还没加入少先队的学生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并没有对学生进行区别对待。

　　“这不叫‘红校服’,校服是教委统一发放的，这只是一套运动服，是一种奖励的形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二十四中校长王茂田说，这批运动服是一家房地产公司捐赠的，校方与该企业并无任何合作，只是觉得企业捐赠是件好事，就欣然接受了。

　　对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微博)公开表示，受到社会质疑后，某些教育工作者不但不觉得理亏，反而认为这是对学生好，这种态度令人震惊和痛心。

　　在《法制日报》对“学生遭差别对待事件为何屡屡发生”这一问题进行调查时，23.87%的被调查者认为，“九年义务教育被异化为所谓的精英选拔和淘汰”，7.96%的被调查者认为“忽视了未成年人的权利”，有68.19%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学校教学考核的需要，现行教育评价考核机制被扭曲”。

　　熊丙奇(微博)对《法制日报》记者说：“过去20年，我们一直希望能推进素质教育，但实际上，一方面我们要求素质教育，但另一方面应试教育很严重。”

　　“应试教育围绕单一的评价体系来培养学生，追求分数而不关心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推行公平教育理念。”熊丙奇说，“目前的教育确实是一种分成成功者和失败者的教育，考上大学的就是成功者，没有考上大学的就是失败者。以前考大学只要求一般学校，现在要求名校。所以，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出现把学生分等级的情况太正常了。”

　　81.82%的被调查者

　　要求改革应试教育机制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教育部在《关于贯彻〈义务教育法〉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要严格控制考试次数，不得按学生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排名公布。同时，据报道，在教育部正在制定的《教师教育标准》中，拟规定教师要尊重孩子的学习权。

　　但是，在此次调查中，在回答“如何杜绝此类事件再次上演”时，只有1.14%的被调查者选择“相关教育部门出台措施，比如《教师教育标准》，禁止此类行为”，4.5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利用义务教育法来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除此之外，有12.5%的被调查者选择“学校需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81.8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改革目前的应试教育制度，抛弃‘唯分数论’的导向”。

　　对此，熊丙奇分析说，目前的教育评价制度就是按照单一的评价体系来评价学生，最后导致教育竞技化和功利化，“法律法规即使进行了相关要求也是没用的，因为无法落地真正实施。如果不改革中高考制度，单纯要求学校改变办学模式、要求教师改变行为方式，这种可能性非常小。评价体系不变，‘差生观念’会永远存在”。

　　“评价体系改变后，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任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在这个评价体系里都能够得到体现，而不是用一个指标去评价所有的学生，这种多元评价可以鼓励学生多元发展。”熊丙奇说，“可以这么说，如果目前这种评价机制不改，在未来10年里，这种差别式对待的做法会越来越多，会让人感到更加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