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进城务工人员规模不断扩大，随迁子女完成义务教育人数不断增多，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问题日益突出。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被称为“异地高考”，被认为是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志。异地高考成为当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2012年9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在2012年12月31日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随着规定的原则限期的临近，社会对于各地异地高考政策何时出台的关注持续升温。

搭上异地高考首班车很幸运

　　■本报记者 龙超凡 特约通讯员 徐章海 吴陆顺

　　“2014年，凡在福建高中有3年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可在福建就地报名参加普通高考。我搭上了异地高考政策首班车，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近日，来自重庆的福州屏东中学高二（8）班学生鞠建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显得很开心。

　　鞠建榕的户籍地是重庆市涪陵区，但她想了好一会儿也说不出老家在什么村子。“要回家问爸妈才知道。十几年来，我爸妈一直在福州打工，我也生在福州，今年17岁了还没有回过老家。”鞠建榕说，父母目前在一家公司从事户外广告牌制作工作，妹妹在福州七中读书。

　　4岁那年，鞠建榕被父母送到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西园村的一个民办幼儿园开始读中班，读了两年幼儿园。6岁时，鞠建榕开始到一所民办小学读书。

　　2007年，福州市出台了有关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地免试入学的文件，不收取赞助费和借读费，且与本地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这一年，鞠建榕正好读完了小学五年级。其父鞠朝清听说这个政策后，就把鞠建榕转入了居住地附近的公办小学——福州市涧田小学读六年级。

　　由于福州初中学校实行“对口入学”，鞠建榕小学毕业后就进入了福州七中。“如果当时继续在私立小学读书，升入初中就没这么顺利了。”鞠建榕说，“在公办学校，老师和学生们都不歧视外省务工人员子女，而是一视同仁，接受教育的机会均等，挺公平。”

　　3年后，鞠建榕中考考了411分（满分480分），被第一志愿福州屏东中学录取，这是一所省二级达标高中。“当时，我爸妈的打算是等我在福州读完高一，就转回重庆去读高中，但是两个省份的高中教材不一样，高考试卷也不一样，我很担心回重庆参加高考影响自己的成绩。”鞠建榕说。

　　高一那年，鞠朝清像其他非户籍学生的家长一样，向老家的亲戚、身边的熟人打听转学一事。最终，鞠朝清好歹给女儿联系上了重庆一所高中，对方同意接收。

　　2012年“两会”前后，有关异地高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山东更是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非户籍考生就地高考政策。“我爸妈从报纸、电视上知道了这一消息，看到了一丝希望，但仍不敢确定，毕竟异地高考政策还不明朗。”鞠建榕说。她其实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即回重庆的高中读高二，若跟不上其他同学，就再读一年高二。

　　福州屏东中学副校长周灵说，过去，一些非福建户籍学生家长待孩子读完高一就来学校办转学手续，他们内心十分纠结：不转学吧，教学不一样，高考肯定要吃亏；转吧，孩子只能寄住在亲戚家，既花费大又不放心。

　　“不少家长感叹地对我说，什么时候能够在福建就地高考就好了。”周灵说。今年暑假之前，一些即将升入高二的学生家长把转学手续都办好了，但福建及时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这些家长们高兴极了，纷纷不转学了，所以今年没有一个高二学生转学回原户籍地。

　　原来，2012年5月28日，福建出台政策允许非户籍考生就地高考：从2014年起，凡在福建高中有3年完整学习经历的外省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即非户籍考生），可在福建就地报名参加普通高考，允许参加本科、专科层次录取，并与福建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

　　依据这个政策，像鞠建榕一样已在高中读一年级的非户籍学生，2014年正好有“3年完整学习经历”，可在福建就地高考。

　　“异地高考政策出台后，我爸妈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工作更安心了。”鞠建榕说，她也不愿意转回重庆读高中，毕竟自己是在福州出生和长大的，一直在福州念书，且全家都在福州。

　　鞠建榕在班级担任班长，她对学校的教学设施设备、教育质量都十分满意，特别是“老师们爱岗敬业，为人师表，不仅仅是课本知识的传授，更多的是在教如何做人”。

　　鞠建榕在福州屏东中学也没有丝毫感受到自己是“外省人”，学校从未把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区别对待。鞠建榕举例说，学校针对特困生的学费减免、春节慰问金、困难生助学金等，完全是享受同等待遇。

　　当问及对异地高考政策有什么期待或建议，鞠建榕表示希望“高考录取应与本地考生一视同仁，公平就好”。而根据福建已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鞠建榕的“愿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据了解，仅福州屏东中学，高二年级、高一年级就分别有21名、32名非户籍学生，他们将与鞠建榕一样可在福建就地高考。

异地高考顺应民心民意

　　■通讯员 尹达 秦冠藏 本报记者 张兴华 

　　“按照山东省异地高考方案，作为一个随迁子女考生，我可以在山东参加高考，如果发挥得好，说不定还能考上全国重点大学呢。”正在莘县实验高中读高二的学生王小骞对记者说。

　　王小骞老家在河南平顶山，那是一个偏僻而又贫穷的小山村。他和姐姐从小就跟随父母居住在山东莘县，对自己的老家也没有多少记忆，但由于一直没有山东户口，始终也算不上是一个“莘县人”。他姐姐在莘县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但在报名参加高考时，就遭遇了一道难题：要么将户口迁移到山东，要么回河南平顶山报名。

　　“因为我姐姐不愿意离开父母回河南，当时她就哭了。”王小骞说。“如果把户口迁移到山东，我老家的几亩地也就保不住啦！所以我就让女儿回河南参加高考，从联系学校、开具证明、高考报名、医院体检等来回折腾了好多次，严重影响了女儿的学习，再加上河南高考内容与山东有很大的区别，结果本来学习很优秀的女儿却只考了个三本大学。依她平时的成绩，考上全国重点大学没问题。”王小骞的爸爸说这话的时候，紧皱的双眉映现出太多的愧疚。

　　王小骞的父母搞服装批发，已经在山东打拼了十几年，生意红火，每年上缴利税上百万，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用小王爸爸自己的话说，莘县就是他的第二故乡，是“生存根据地”——货物供应商、物流服务商、客户资源等人际关系网络都在这里。

　　“女儿升学的事令我很不安。”小王的爸爸回忆说，“如果我举家回河南，生意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我也很有可能失去自己的‘生存根据地’；如果我们继续在山东，眼看着儿子还要走他姐姐的老路，我于心不忍。我带着一家妻小在山东做生意，一是不想让孩子做留守儿童，二是看重山东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

　　“很多河南、河北的学生，就是冲着这里的教育资源好，来这里借读。”莘县实验高中的校长吕丁学对记者说。“但我们又解决不了在这里参加高考的事，所以这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儿。”

　　“其实，我也找了不少关系。”王小骞的爸爸对记者说，“为了小骞高考的事，我没少找人，也没少花钱。甚至我还打算把生意‘搬到’河南老家，已经有意识地将一些生意资源拿到了河南，想给儿子找个学校办理转学手续。”

　　“河南高考科目、考试内容、考试题型等都与山东不同，甚至连教材都不一样。”王小骞沮丧地说。“我在学好山东教材的同时，在课余时间甚至晚上下自习后，还要在家里自学河南的教材。这等于是背着两套枷锁，比其他同学付出双倍的艰辛，这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啊。”小王边说边翻开那套自修的教材，上面写写画画的字迹，一点也不比学校里学得少。

　　以2012年高考试题为例，山东省考题与河南省有很大的不同。山东高考科目为“3+X+1”，河南为“3+理综/文综”，山东省比河南省多考一个“1”，即“基本能力测试”。山东省考卷中的语文、数学、英语(不含听力)、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基本能力6科由省内自行命题；河南高考试题使用的是全国新课标卷。

　　“儿子的高考问题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意。”小王的爸爸说，“心情不好，哪有心思去打理生意？”和煦的阳光照进屋里，也照耀着这位曾经无奈的爸爸。“孩子参加高考，没有必要这样折腾的！孩子跟随父母在哪里读的书，就在哪里高考，这样多好啊！”小王的妈妈用手捋了捋被风吹乱的留海，心里一直对这事充满期待。

　　2012年2月28日，山东省颁布了《山东省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允许非户籍考生在山东省参加高考，即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省高中阶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省就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与山东省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

　　“听说孩子能在山东参加高考了，我很高兴，再也不用折腾啦！”小王的爸爸高兴地说，“我把拿到河南的生意资源也拉了回来，也安心在这里做生意了！我还准备把我老家的商户也引到这里来投资办厂哪！”

　　王小骞说：“以前，我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什么活动都不敢参加，荣誉也没我的份，现在我也可以专心学这一套教材了，如果保持这样的劲头学习下去，考上山东大学没问题。”

　　“以前，在这里借读的学生，总有一种‘怯生’的感觉，把自己当成外来人，不敢向老师和同学争取自己正当的权益，心理非常不稳定。”王小骞的班主任刘小苗说。“现在，他们知道自己由‘编外人’转为‘正规军’后，都像变了个人似的，头都抬起来了，课堂上非常活跃，学习积极性更高了。我们老师也把这样的学生看成自家人了，对他们也更关心了。”

　　山东省颁布异地高考方案，顺应了民心民意，符合教育公平的要求，让很多人尤其是进城务工人员家庭看到了希望。我们期待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异地高考，让更多像王小骞这样的学生安心学习，得到老师同样的关爱，让更多像小王父母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安心工作，给社会带来稳定和谐。

高考移民与移民高考

　　■刘海峰

　　高考移民是多年来的老问题，移民高考是近年来的新问题。高考移民是需要防堵的现象，移民高考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高考移民与移民高考互相关联，进城务工人员是一种实际上的移民，他们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从情、理、法三方面来说都应该解决，但是如果尺度把握不好，就可能带来大量的高考移民。

　　高考移民是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特殊现象。大体而言，高考移民的移入地区分为三类：一是京、沪等经济水平高而高考录取分数线低的直辖市；二是海南、安徽等经济水平低且高考录取分数线也低的东部省份；三是海拔高、经济和教育水平低而高考录取分数线更低的西部地区，包括西北和西南的许多省区。

　　同为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现代高考所面临的各省市之间录取分数线的失衡问题与中国科举史上所遇到的地区之间中式数额不均问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将录取公平问题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便可知道在分数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长期存在着两难选择。不可能有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我们不要企望完美的解决之道，只能在分数公平与区域公平两端之间尽量取得相对平衡，找出一种相对合理的办法来，渐进地加以解决。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是一个自北宋中叶以后就争论不休的老大难问题，是考试选才中的千古难题。考试公平是指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来公平录取考生，区域公平是指通过区域配额来调控各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差异很大的国家，如何既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又能维持不同区域间录取率的相对平衡，这是一个古今大规模选拔性考试都会遇到、却不易解决的两难问题。

　　规定不完全依据考试成绩，而是按分区定额录取人才，是中国考试史上逐渐演变出来的结果。唐代是中国科举考试发展史上的早期，当时实行的是基本上按各地人口比例解送举子到首都参加统一考试，结果科举及第人物是北方士人占绝对的优势，而且尤其集中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一带。经历唐末五代的战乱之后，北方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都受到严重影响，以致到北宋中期，科场录取人数的比例出现了南北易置的转折，南方考中进士的人数远远超过北方。宋英宗治平三年（1064年），发生了一场关于分区取人与凭才举人的争论。司马光主张分区定额录取，欧阳修坚决反对，认为考试应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以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和客观性。到明代洪武三十年（1397年），因会试南北录取人数悬殊到没有一个北方人考上，于是北方举子闹事，结果发生了血腥的“南北榜事件”，杀了一些考官和考生。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正式形成南北卷制度。最后，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代之以分省取中办法，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寡和文风高下，确定会试中额。从此，这种分省定额录取的办法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制的废止。

　　因为实行分区定额录取，不同地区必定存在竞争难度的差异，于是便产生了“考试移民”，这在科举时代叫“冒籍”，即冒充籍贯报考。北宋时期，东南地区的士人经常移籍到容易考取的河北五路参加考试。明清两代，由于边远地区的人文水平较低，人文水平较高地区的士子为了减少竞争，增加中额机会，纷纷冒充边远地区籍贯参加考试。针对“冒籍”报考，明清两代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来制止这种现象，一方面为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性；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定。然而，只要地区之间存在文化教育水平的差距、实行区域定额录取制度，“冒籍”就不可能完全杜绝。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现代的高考移民与古代的冒籍报考如出一辙。而近年来日渐突显的移民高考或异地高考问题，则是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在新时期的演变。

　　有的学者提出要改变高考分省命题、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完全按考试成绩来决定重点大学或央属高校的录取，这样就可以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我认为，这种设想愿望虽好，但实行起来很难。中国现在每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数是其他许多大国参加升学考试人数的十倍以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统一考试试卷可以集中在一个考试中心评阅，而中国早就实行分省市评阅。分省、市、自治区评阅试卷，宽严尺度无法完全统一。如果要将全国900多万份高考试卷集中到一个地方来评阅，显然又不现实。

　　而且，如果真正统一分数线的话，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即使将边疆省区排除在外，很有可能出现考上北大、清华的考生将高度集中在东南少数省份，而有的人口大省极少考上北大、清华的情况。

　　如果放开户籍限制让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大量的人必定会跟进移民，不仅会与当地的考生及其家庭产生利益冲突，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人口承载规模已近极限，特别是北京市水资源严重匮乏，移民高考与控制人口规模也会产生尖锐的矛盾。

　　但是，一直不解决，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因此将来迟早要放开异地高考。又有论者认为近年来京沪等地高中生源锐减，放开异地高考正可以弥补部分高校生源不足的缺口。或者说京沪两市重点大学录取比例高，中小学生学习压力比其他省区低许多。然而，实际上，北京学生的应试压力并不比其他省市区的学生轻多少，而且在小升初、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方面出现的问题比许多省市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个典型的悖论。

　　异地高考问题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已成为当今中国教育与考试方面争论最为激烈、矛盾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或认为应该尽快放开，或认为不可操之过急。在各方利益冲突、观点十分对立的情况下，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渐进地加以调整或放开。而且要掌握放开步骤，在放开与规制之间求得平衡。（本文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理论研究课题”成果，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