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形象是社会百业形象的缩影,反映着社会变迁和时代要求。许多问题启迪于家庭,发育在学校,发难于社会。教育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教育行业的总体印象和综合评价,具有较为确定的价值取向和鲜明的特征,涉及教育自身的威信和声誉,关系到育人环境的优劣和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教育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同时也是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的重要标志。在公众的传统印象中,教育是高尚的事业,学校是知识的殿堂,教师是神圣的职业,教育形象总是和学校的形象与教师的社会声望紧密联系。
管行业必须管形象,管形象必须管行风,管行风必须管校风、教风、学风。全国50多万所学校,1700多万名教师,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位教师都是教育形象的代言人,都有责任维护和提升教育的良好形象。
教育形象在变中有进
新中国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教育道路,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推进了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学校是社会的净化器”,“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这些评价反映了社会大众寄予校长和教师的期望与信任,偶尔有不和谐的音符,也不能磨灭绝大多数人对学校和教师的尊重。
(一)教育形象现状总体趋好
教育形象是政治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形象、精神形象的四位一体。教育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人人都是教育的利益相关方,人人都是教育家,人人都是批评者,评价教育既是主观感觉,又有客观认识,既有共同看法,又有个体差异,既有时代特点,又有发展特性。
社会舆论是一面镜子,群众意见最重要,他们的认可、赞扬、美誉是教育形象的最好反映,口碑比奖杯更有价值。通过民意调查,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听民言、知民愿、解民忧、顺民意,使主观感觉客观化、零散经验系统化、混杂信息精确化,畅通了群众的诉求渠道,准确了解到社情民意。
一是教育满意度上升。2010年,据腾讯网和人民政协报联合调查显示,社会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满意度达到73%,认为这是一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指导性文件,不回避矛盾和问题,有许多亮点和创新点。2011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的联合调查显示,群众对落实教育规划纲要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的达78.3%。
二是教育行风评议良好。由政府组织的行风评议活动深入开展,涉及各行各业,每年参加行风评议的各界群众达6000万人。2011年,教育部首次采取第三方评价教育行风建设,72.7%的受访者认为好或比较好。
三是群众投诉量减少。2011年群众对教育问题的反映比2010年下降12.4%,其中涉及乱收费的反映下降39.4%。是年,国务院信访局和国务院纠风办分别收到关于教育乱收费问题来信109件和234件,分别比上年下降37%、6.77%,全国1188个县区市实现零投诉,占全国县区数的41%。
四是案件发生率下降。2004年,仅山西省教育系统纪检监察部门就受理群众举报2392件,共立案491件,结案439件,涉案人数453人,其中受到党纪处分97人,政纪处分322人。2011年,全国教育纪检监察系统共立案3349件,结案3133件,2903人受到处分;查处和纠正违规问题771件,涉及金额5.09亿元,处分3696人。
(二)教育形象在曲折中好转
教育形象从解放初期的光荣形象到“文革”的重灾区,从改革开放的先锋到市场经济的失落,从经济建设的基础到社会建设的重点,走过了一条“W”形的曲折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甩掉了政治上“臭老九”的帽子,逐渐从妖魔化中走出,成为受社会尊重和羡慕的人才,从事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高尚职业。
一是形象上升期(解放后到“文革”前)。新中国,教师永远不会失业,教师被赋予春蚕、蜡烛、园丁、灵魂工程师等尊称,全国模范教师史瑞芬和毛泽东主席共进晚餐,全国首批特级教师霍懋征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国宝”。
二是形象下降期(“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泛滥,“白卷英雄”、造反派和“大老粗”成为时代英雄,“两个估计”使教育跌入深渊,学校成为阶级斗争的阵地,教师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
三是形象上升期(20世纪80年代)。“尊师重教”家喻户晓,春蚕、蜡烛再度被人们记起,奉献、付出重新成为主流,教育被国家列入优先发展的行业,教育形象受人尊重,教师节和教师法让教师完成了从“臭老九”到知识英雄的蜕变,当教师很光荣,是件自己自豪、别人羡慕的事,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投身到教师行列。
四是形象下降期(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从政治课本走入现实生活,“脑体倒挂”明显,教育经费短缺,教育陷入困境,教师被“妖魔化”,关于教育经费少、负担重、评比多、扩招猛、向钱看的负面新闻越来越多。学校和教师队伍面向市场了,有的学校招收择校生,有的学校破墙开店,部分教师自主流动,转行下海成为时尚,部分教师有偿补课。
五是形象上升期(新世纪以来)。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建立,全国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公办普通高中全面实行“三限”政策;高校招生实施“阳光工程”;全面健全贫困生资助体系;纠正、废止了一批违背国家教育收费政策的文件规定,仅2003年,各地即取消教育违规收费项目2800多项,降低收费标准1300多项,涉及金额18亿多元。这些措施提高了公众对教育的满意度,2006年,据盖洛特等开展的“您心目中的教师形象”调查,大多数人对教师怀有深厚的感情,知道教师节的意义,并会付诸行动表达尊师之情。这都说明,经过了数次阵痛,教育形象回归本位。
(三)教育形象在社会大环境中逐渐改善
一些行业以职业特权牟取私利等不正之风时有出现,这种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群众强烈不满。1990年3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成立,纠风工作步入制度化轨道。教育逐步成为与医疗、住房、物价、食品安全、社保、就业等一样热门的话题,这些与百姓民生紧密相关的话题有无限的生命力,在治理和惯性之间此起彼伏,总体上走过了“M”形曲折道路。
一是教育热点沉寂期(解放初至“文革”前),社会关注着政治斗争、干部腐败、走后门等现象,教育形象正面,教育问题沉寂。
二是教育热点治理期(“文革”时期)。教育成为社会政治斗争的热点领域,高考废除,学校停课,教师受批判。
三是教育热点沉寂期(20世纪80年代)。治理重点是一些权力部门和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社会服务部门,重点解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问题,吃拿卡要问题,“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问题,“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中小学因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遭受社会非议。
四是教育热点升温期(20世纪90年代)。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问题暴露最尖锐时期。教育与医疗、住房、司法等部门成为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一些地方乱收费的项目达25种之多。据2001年底两家调查机构对京、沪、穗等三市的调查,54.3%居民认为教育收费增长过快,超出半数以上居民的承受能力。其中北京两项指标遥遥领先:50.8%的小学生家长交过择校费,人均交费4767元,与大学生学费标准持平,相当于同期全市职工年人均工资的1/3。
五是教育热点降温期(新世纪以来)。2002年8月,国家计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情况,教育乱收费在各类举报中居首位,超过了对药品及医疗服务价格、房地产价格及物业管理乱收费等的举报。通过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如2006年全国免除农业税;2007年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构建社会保障网,2008年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实施“两免一补”,奠定了教育热点降温的基础。2010年,中宣部理论局深入基层开展调研,从影响百姓生活的诸多问题中梳理出“怎么看我国发展不平衡”、“怎么看就业难”、“怎么看看病难”、“怎么看教育公平”、“怎么看房价过高”、“怎么看分配不公”、“怎么看腐败现象”等7个社会集中关注的热点问题,教育问题已经缩小到公平领域。在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2011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中,7项主要任务教育名列最后,主要针对中小学办学规范问题。综合新华网、人民网等组织的“2012年两会调查”结果发现,网民最关注的“五个热点话题”分别是:社会道德建设、食品安全监管、缩小贫富差距、房产市场调控和加强反腐倡廉,教育话题逐步淡出。
教育形象在地方发生了实质性变化:2001年,沈阳教育系统的群众满意度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排名倒数第一。经过整顿,曾连续3年在全市行风评议中排名末位的沈阳教育系统,一跃成为全国教育行风建设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学习的典范,群众满意率从2003年的63.1%上升到2006年的90%,群众投诉举报率下降了92%。青海省教育系统在政风行风民主评议测评排序中,多年处于行业管理类后三位,一度是群众质疑最多的行业之一;经过治理,2008年,教育系统排名跃到第四位;2009年再跳到第二位,2010年位居行业管理类第一位,2011年蝉联行业管理类第一,行风建设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
上一篇文章: 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推广使用100条国防教育宣传用语
下一篇文章: 中国梦与中国精神:逐梦,构筑强大的精神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