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三名记者分别对贫困的四川邛崃山区、富裕的浙江温州玉壶镇和大城市北京、上海展开调查，我们会看到，在乡村和中小城镇，人们会很现实地考量在教育上的投入产出，一旦有其他可能，就不再把上大学当成惟一的进身之阶。而在大城市，人们对教育的崇拜，仍然是一种迷狂。它背后显示出的，是中国上千年来，教育成为获得特权的门槛的历史沿习。然而，在今天，这种惯例已经显示出维持不下去的迹象。

　　大学，上还是不上？

　　“山区的农民都是非常现实的，你给他说得

　　北京西四环外的世纪城旁，有一片绿地，50岁左右的园丁孙文强正在挖树坑。孙文强从家乡出来打工已经有20多年了，从每月挣200元工资干起，现在他每月的工资已是700元。这700元钱，他每月只留给自己50元做生活费，再划出150元，是为将来买的一种养老保险，其余500元，他全部寄给正在上高一的儿子，作为学费。儿子每年的学费，是6000元。

　　“我曾经对儿子说，别念书了，可是他一听就哭了”，孙文强说道。“他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孩子，可是自从上了高中，跟谁也不爱说话了。”

　　与这位辛苦劳作的父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位来自贫困农村的研究生去年9月在“关天茶舍”发的一个帖子：“随着后来大学生就业愈加困难，村民对大学生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我们由原来别人羡慕的对象变成了别人敬而远之甚至是鄙夷的对象！其实村民的变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四年大学我们花了家里那么多的钱，把原来还算可以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更要命的是，毕业后还没有好工作，甚至毕业就失业，在他们看来还不如高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大学无用论’和‘大学致贫论’就这样点点滴滴深入到村民的心中。”

　　这个帖子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跟帖多达上千条。

　　山区青年的憧憬与现实

　　从成都市往西南75公里，就是邛崃。这里地处丘陵，除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坝子(平地)，四周群山环绕。特殊的地理状况，使得这里经济相对落后，2005年的人均GDP是9033元，在成都所属的19个区县市中位列倒数第三，不足成都市区的1/4。

　　酒厂技术员田维和这里的青年男子一样，每天骑着摩托车——这里最快捷的交通工具——穿行在乡间忽上忽下的小道上。前面是一道山梁，翻过去又是一道，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田维去年刚从西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他干的工作，是负责检查酒的装箱，并把出货的情况录入到电脑中去。学了四年计算机，这工作简直就像“玩一样”。自从上小学时起，他就憧憬着通过上大学，找上一份好工作：像村里以前那些大学生一样，进一家企事业单位，工作稳定，每月拿3000多元的月薪。而今天，他在试用期的工资，每月只有800元，甚至不如那些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们。他骑的摩托车，还是一个没上大学的老同学借给他的。

　　田维初中时的班主任胡明清老师对记者说：“(田维)这孩子的成绩可好啊。他们那会儿的学生，每天都是5点钟就起床开始学习了。现在的孩子跟他们那会儿相比，可差得太远喽。”

　　功课好，是田维靠读书来改变命运的最好本钱。但在今天，上大学光是学习好是不够的。田维在考上西南科技大学时，计算了一下，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至少要1万元。而学校提供的助学贷款是5400元/年，剩下几千元钱的缺口要由家庭负担。上到大三时，在陕西汉中打工的父亲突然出了事故，不幸去世，好在田维只剩下一年的课程了，家里勉力支撑才把他的学业供了下来。他没有想到，今天的大学毕生就业形势，比起几年前，已有天差地别。

　　邛崃市教育局高中科科长尹全文向记者回忆：“在以前，邛崃能够考上大学的人很少。当时孩子能够上一个大学，亲朋好友、乡里乡亲都会来支持。” 胡明清解释道，在农村孩子的眼里，改变自己的命运，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使自己不会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一辈子的愿望。

　　实际上，上大学还不是那时候邛崃农村孩子的最优选择。

　　“在过去，中等师范才是最受欢迎的。”胡明清老师告诉记者：“在2002年以前，我们这个初中最好的几个学生都考到了中师，比他们稍微差一点的才会去考高中，考不上的就回家种地去了。”

　　“考上了中师就意味着你抱上了铁饭碗，国家负责分配，进了这个门，你便是国家的干部了。”胡明清说。

　　一切在2002年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这一年开始，中师不再包分配，过去的门庭若市突然变得无人问津。那两年的中师毕业生们，被田维称作最“霉”的一代。因为其中很多孩子在初中时都是成绩出类拔萃的，而后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只能够成为某所学校里的代课老师。

　　2002年，也是从1998开始的大学扩招的影响开始显现的时候。

　　“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和田维不同，田维的堂妹田宗秀从小功课就不好。两年前，刚上高三的田宗秀退了学，开始打工。“我从高中退学的时候，一位室友对我说：‘你一定会后悔的。’可我到现在也没有后悔。”她笑着对记者说道。虽然开始的时候，田宗秀发觉打工比自己想像中的还要累，还要难。在火锅店她吃过冷饭，在蛋糕店老板拖欠了她的工资，在小吃店她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最苦的，还是在成都郊区的一家鞋厂里，从早上7点半一直干到夜里12点，中间只休息了1个小时，才最终把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干完。虽然吃了许多苦，田宗秀却没太把这些当回事，她觉得这都是迟早要经历的。她记得，自己有一个月挣了1000多块，那时每天回到宿舍累得就不想动了，但是心里却觉得很值。

　　事实上，田宗秀原来所在的平乐中学11班，在高一入学时有78人，等到高三下学期就只剩下30多人，于是学校干脆把这个班级给拆掉了。而在这30多名学生中，也只有十几个最终考上了大学，剩下的，几乎所有人都走上了打工的道路。

　　田宗秀告诉记者，大学扩招以后，许多大专，只要交学费，即使你没在学校，没有成绩，它都会接收你。但是，田宗秀觉得，即使自己读个大专出来，恐怕也会像周围许多人那样，找不到好工作，况且上学还需要一大笔钱。

　　在邛崃，一名高中生一年的费用大约为4000元，考上大学后，一年的费用将不少于10000元。而《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显示，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255元，邛崃的情况还要低于这个平均数字。

　　邛崃市道左乡教导主任吴刚告诉记者：“在这里，人们已经开始算计，如果考上一所很一般的大学或大专，出来找不到工作，那还不如让孩子去打工。”而按胡明清的感觉，最近几年回来的大学生，有40%都非常后悔读大学。“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而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平乐中学政教主任吴忠说，为了便于管理和保证学校最后的成绩，学生一入学就会按成绩分班。这样，排名最后的3个班级到高三以后，会有大约60%的学生保留学籍去学一门技术或是直接去打工，而不再参加高考。而另一名平乐中学的老师张世蓉对记者说，“如今的家长已经基本不会因为贫困原因而让孩子退学，更多的家长都是因为就业问题而同意孩子放弃学业。”

　　根据邛崃市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2年毕业的99级高中生，入学时的总人数是1831人，毕业人数则为1673人，比例为91.4%。之后的几年，这个比例一直在呈下降趋势，到了今年，这个比例为79.4%。也就是说，这里的高中流失率达到了20.6%。

　　从高等学校方面的反馈，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问题。一些就业前景相对较差的学校或专业，新生报到率不足问题凸显。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陈永芬对记者表示，为了最大限度避免名额浪费，每次正式录取时，学校都会打电话征询学生和家长的意见，愿意来就读的才予以录取。但即便如此，该校今年最后仍有10%的学生未来报到。田维觉得，现在中学生的选择其实是更加理性化了：“比如考大专，就一定要选择就业前景好的专业。如果能考上本科呢，也不会随便考一个大学就完了，不好的大学他们根本就不会去的。”

　　不上大学，往哪走？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一个农村孩子，如果不能靠读书考出来，出路只剩下一条：回家种地。到今天，这条路依然存在，却没有什么农村孩子再愿走了。以田维家所在的太阳村6组为例，与田维年龄差距在3岁以内的年轻人，95%都是在外面打工。不过与父辈们略有不同的是，这些年轻人大多还留在成都周边，没有去到很远的地方，并且不再愿像父辈们那样从事着重体力劳动。

　　这一代年轻人也已不太在乎有没有城镇户口，因为农业户口已不再能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虽然与城里人所上保险的数额不同，但只要你在某个地方打工，他(雇主)都会给你上的。”田维说。

　　进城打工，也并非就是这些农村青年们的最高理想，田宗秀悄悄告诉记者：现在她每月至少可以存到500块钱。她已经算好了，等到存够两三万，就可以回去开一个卖手机的铺子。

　　和田维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黄永科，比田维早一年就回到了家乡。因为功课没田维好，黄永科最终只念了一个体育师范的大专，回到自己当年上过的初中当了一名体育代课老师，因学历不够还当不上正式教师。

　　但大专生黄永科的心要比本科生田维的更大。他对记者说，教书对于他来说，只是解决一时的经济问题，他的目标是，在邛崃开一家健身房。黄永科算了一下，先期投资差不多要4万，这个钱自己一时也拿不出来，准备找几个人合伙一起干。他现在每周都有三天到邛崃市内的一家健身房带操，“当(健身)教练吃的只是青春饭，现在是在积攒经验，学习更多的管理理念，为将来打好基础。”黄说。黄永科的“野心”还不止于此。在邛崃的乡村，他很个别：不爱打牌，普通话说得非常流利。“我不想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打牌上；这一年来，我上课都尽量用标准的普通话跟学生交流。我知道，我的普通话将来一定用得上。”黄永科还总是时不时地感慨道:“四川人休闲就是打牌、喝茶，不像北京、上海、深圳，一点健身的气氛都没有。要真的想做健身这一行，还是要去那些地方：北京、上海、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