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年初起，“教育产业化”这个词语就很少用了，“教育市场化”一词得到了更多使用。

当时教育部一再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教育事业了。”而“教育市场化”存在的合理性，是在教育被纳入了国民经济的第三产业的前提下，赋予了教育产业属性。一种较为通俗的理解，“教育市场化”泛指利用市场手段扩大教育资源、利用市场机制“经营”教育的各种举措。

不过据相关专家透露，目前正在起草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初稿）中，“教育市场化”仍然没有明确提及，只是在相关的意见中，更强调了“政府职责”以及“教育公平”。

这样的信息是否意味着，“教育市场化”又将遇到一个“十字路口”？毕竟，《纲要》也只在征求意见阶段。值得探讨的是，中国的“教育市场化”究竟规向何处？

观点1袁连生：中国教育市场化太过

“教育产业化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如果教育产业化是指要大力发展教育产业，我是赞成的；如果教育产业化是要将教育市场化。从个人来讲，我是反对的。因为教育市场化的结果就是教育不公平。”采访一开始，袁连生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的问题是，并不是教育市场化的程度够不够，而是市场化太过了。”

教育产业化这个问题的探讨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我国理论界就曾围绕教育的属性、教育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展开过讨论。1984年4月，我国国家统计局对中国的产业进行了划分，教育被划分在第三产业的第三个层次。1985年前后，“教育商品”、“教育市场”等概念开始频繁出现。

不过，自1992年6月在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规定》中将教育明确作为“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面性、先导性的基础产业”以来，关于教育究竟是事业还是产业、教育能否市场化、教育如何产业化一直莫衷一是，见仁见智。

10年前，当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的袁连生在人民日报网强国论坛中，曾表示自己不赞成教育市场化。对此观点，10年后，袁连生并没有太多改变。

“教育的市场化也就意味着有钱的孩子能上好学校，没钱的孩子上差学校甚至上不起学。但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渠道。教育不仅是给孩子提供知识，而且还是推进社会公平的重要设施，如果完全靠竞争、完全靠购买力来购买教育，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教育严重不公平，教育不仅不能成为促进社会公平的推进器，还会成为固化甚至扩大社会不公平的工具。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教育严重不公平是当前中国教育最突出的问题。市场经济不等于教育也要市场化。即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教育经费也主要是政府提供，市场化程度很低。”

在袁连生看来，教育市场化并不是以学校的民办和公办来区分的。判断教育是否市场化有三个标准：一是经费是否主要来自私人；二是教育机会是否均等；三是学校是为盈利办学还是以非营利办学。

目前现实中的一些状况是，在国外不少民办的学校是非营利的，如哈佛等私立高校不但不营利，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还不收学费，而我国一些地方公办的学校或引入私人投资，或将公办学校办成三六九等，那些重点中小学普遍收取高额的择校费、赞助费、共建费，为社会优势阶层子女所主导，而农民工的子女连最差的公办学校都上不起。

袁连生告诉CBN记者，市场的效率可能是高，但对于教育而言，不光要讲效率，更要高举公平的价值准则，教育既要培养社会所需的劳动力，也要推进社会公平，教育领域中公平比效率更重要。政府要承担该承担的推进教育公平的责任。

袁连生认为，教育应该是以政府为主提供的一种准公共产品。如果完全靠市场来提供，那全社会的教育供给将低于对社会利益最大的供给水平。政府应该向提供国家安全以及公正的法制环境一样提供教育服务。教育也应该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能。

不过，袁连生明确表示，不支持教育市场化，但赞成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现在中国的民办教育规模还不大，有一些民办学校还是非营利性的，也就是社会办学，这样的民办学校，政府应提供更多的资金与政策支持。最应该反对的是公办学校的市场化。”

观点2袁绪程：教改应借鉴经济体制改革

[教改搞了30年，目标仍然模糊，教改向何处去？“彼岸”在哪里？至少是缺乏共识的]

“四不像”是袁绪程对目前“中国教育市场化”状态的形容，“非企业非事业，义务教育赚不了钱，民办教育没形成产业链，投资者兴趣又不大，越搞越差。”在袁绪程看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关键要找准方向，而这可以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至少就改革派而言，目标是明确的，即经济的市场化。但教改搞了30年，目标仍然模糊，教改向何处去？“彼岸”在哪里？至少是缺乏共识的。

袁绪程坦言，教育领域是他近几年才开始研究的课题，但这位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学者和实践者认为，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已成为共识，从这个角度透视，教育体制改革可以从经济体制改革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袁绪程曾提出，相对现在行政垄断的教育制度而言，建立自由教育制度应当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自由教育制度是指约束或规范出资人自由办学、教师自由授课、学生自由择校择课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在袁绪程看来，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自由教育微观主体的再造可以从三方面考虑：首先，通过下放教育自主权和分权的方式，改造国有学校，使各类国有学校成为真正的相对独立的教育主体，并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法律以及非营利性学校相关法律进行登记和管理。

其次，大力发展和改造民办学校。正如当年民企的兴起促进了国企的改革一样，民办学校的兴起、发展、转制或改制也必将促进国有学校的改革。学校类型至少有四种组合：非营利性的社会资助性的学校、非营利性的公营(国有)学校、营利性的股份制学校、营利性的独资学校。

最后，大力引进外资，举办中外合资或外资独资学校。引进外资的“开放带动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成功的经验之一。我们是否可以借鉴这个经验，通过引进各种不同的办学资金，开展不同类型（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学校的试点，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及自由教育微观主体的再造呢？这值得认真考虑。

教育体制改革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恢复和探索阶段；二是“放开搞活”的教育大发展阶段，大致从上世纪９０年代至今，被称为教育的“产业化”极大地刺激了教育的供给，缓解或结束了教育短缺的局面，甚至局部出现供大于求，即结构性的过剩。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严重不足既折射出行政化的应试教育弊端，也突显结构性的泡沫问题，它昭示着教育体制改革——即第三个阶段教育体制转型阶段的到来。第四个阶段就是确定和完善自由教育体制。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看，教育体制转型非常艰难。”袁绪程表示，需要时机和条件。但一切改革都应准备预案。目前，袁绪程正在做“教育改革战略”的方案。

观点3俞仲文：职业教育管理体制须动大手术

[再不能仅仅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我国职教战线由于管理不顺而出现的种种问题了]

“职业教育有很强的市场属性，如果从国家财政承担角度来说，社会投资的职业教育可以说是国家的‘功臣’。国家应该帮助职业教育解决自身的问题。”虽然已退休，但俞仲文并未停歇，目前在广州岭南教育集团任总裁的他仍在为中国职业教育“奔波”。

整个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是最容易与社会、市场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我国职业教育也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

2008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共有14767所，年招生规模达到810万人，与普通高中教育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高等职业院校共有1184所，年招生规模310多万人，在校生达到900多万人，招生规模占到了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一半。面向城乡劳动者的各种形式的培训也广泛开展。

但是，我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用相关专家的话说，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各管一摊，互相独立，各成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省、各地方的教育与劳动部门也是矛盾重重，有的还相当尖锐。

“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这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创新我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必要时甚至要动点‘外科手术’。”俞仲文曾表示。而国外的职业教育已经有了成熟的经验可借鉴。

1992年，英国政府通过比较，发现英国之所以比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缺乏活力，很重要的因素是缺乏大批优秀的技术和技能人才，也缺乏培养这类人才的再生产机制。为此，英国将教育部与劳动部合一，成立了“教育与就业部”，将原本属于两个部门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任务统一起来。2001年6月英国又进行了第二次调整，将“教育与就业部”改为“教育与技能部”，大大凸显了技能的地位。该部不仅管理学术型人才的培养，而且管理非学术型人才（包括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不仅管理知识的生产，也管理知识和技术的运用。

“再不能仅仅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我国职教战线由于管理不顺而出现的种种问题了。”因此，俞仲文建议：

第一，调整教育部门与劳动就业保障部门的业务范围，将劳动部门的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业务归并为教育部门统一管理。有两个方案可选：一是将“教育部”改为“教育与技能部”。二是将教育部分为教育一部和教育二部，一部管理从义务教育到普通大学的业务，也就是传统的教育部的内涵；二部又称为“职业技术教育部”，将教育部的中职、高职以及劳动保障部的技校、高级技校和各级各类的技能培训机构的管理业务合并在一起。

在管理体制没有进行上述调整之前，也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俞仲文建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由一位行政首长来统一管理教育与劳动两个部门的业务，以最大限度地防止部门之间在管理职业教育过程中的内耗和扯皮。

第二，在教育部门的领导中，必须要配备来自产业部门又熟悉教育的领导干部，管理职业教育的业务，教育行政部门领导班子不能光是从精英大学中选拔。世界职业教育的历史证明，职业教育既具有教育属性，又具有产业属性。光是从教育部门内部来选拔职业教育的管理人才，不仅领导不好对国家有如此重大意义的职业教育事业，而且还会有意无意地使职业教育变成普通教育的附属物。

第三，建立国家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委员会，作为全国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补充，统一研究全国职教的重大问题。各地也应仿照国家的模式，建立各地的职业教育管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