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安全套的有效期和3C标志，沿锯齿撕开包装取出安全套后，要分清正反面并挤出储精囊中的空气，然后再用食指和大拇指围成虎口把安全套戴在阴茎上。”在河南郑州一所大学的教室里，大学生刘源手拿香蕉，和拿着安全套的女搭档一边演示，一边详细地解说。

　　面对这一幕，讲台下的同学表现各异：部分大胆的男生面露“坏笑”，多数人则一脸严肃的表情，部分女生则开始脸红，眼光躲闪。最后，为说明安全套绿色无害，刘源的女搭档按惯例吃掉了演示用过的香蕉。这时，台下一名女生突然捂着嘴冲出教室。

　　在同龄人面前演示安全套的使用方法，讲解性知识、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刘源是经过专业培训的生殖健康志愿者。可是，在同学们中间，不少人戏称他是大学生“性爱导师”。

　　在游戏中谈“性” 

　　2000年，世界公益组织“玛丽斯特普”在中国设立机构——“你我健康服务中心”，并先后在青岛、南宁等地成立了6家服务中心。该中心联合当地高校成立学生社团，对学生开展名为“同伴教育”的生殖健康培训。

　　郑州大学数学系2007级学生刘源，便是一名“同伴教育”志愿者。

　　据刘源介绍，“同伴教育”已在全球运行26年，体系十分成熟。“每个步骤乃至每个细节都有各自的作用和目标，整体说就是先活跃气氛，再进行‘性脱敏’，最后深入讲解。”他点着头说。

　　编于2005年的《青少年生殖健康和艾滋病预防同伴教育培训手册》修订本显示：“‘同伴教育’是由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对具有相同或相似背景的同伴，开展有关生殖健康、性、艾滋病等内容的讨论，引导其进行健康、负责任的行为选择。依次可分为相互认识、价值观与爱情观讨论、性和性别、避孕与流产、安全套使用、性病和艾滋病等部分。”

　　“所有内容都以游戏为载体。”刘源说，“因为‘同伴教育’互动较多，类似电视上的综艺节目。所以，我们这些志愿者也被称为‘主持人’”。而为保证主持人传达的观点“不偏向某一性别”，每场“同伴教育”的两名主持人必须一男一女。

　　“大多情况下，这个活动的参与者都由学校指定学院，并下达指标到各个班级。”刘源说。虽然活动效果很好，但刘源和伙伴发现，当他们自己去号召学生参加时，却发现“挺难的”。“有一次，我苦口婆心地讲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嘴都快说干了，只喊来5个人。”刘源说，“他们不是说‘有事’，就是害羞不敢来。”

　　性行为越来越“开化”，教育与引导却跟不上 

　　刘源说，刚进大学时报名接受“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训，是稀里糊涂去的，之前自己从未接触过那些花花绿绿的安全套。“当培训老师拿着香蕉演示安全套使用时，我心里直呼，哎呀，真是太‘雷’人了！后来，看着老师有滋有味地吃掉那根演示用过的香蕉，我也有点受不了。”可两天培训过后，对一些敏感名词，甚至自己吃香蕉，刘源都没感觉了，因为“心里已经接受了”。

　　2008年，郑州你我健康服务中心对郑州在校大学生、初中以上中专与职校学生、务工人员进行了一次专项调查，参与者平均年龄为21.6岁，收回有效问卷1809份。结果显示，郑州年轻人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9.7岁。

　　从开始被“雷”到“渐渐爱上这项事业”的刘源，严肃地说：“本来应该是性行为‘保守’，同时加强教育与引导，现在正好相反，是性行为越来越‘开化’，教育与引导却跟不上。”刘源举了一个例子，郑州某高校曾组织以艾滋病为主题的flash动画制作大赛。一部获奖作品中有这样的场景：一个年轻人在医院不慎使用了艾滋病患者使用过的注射器，5年后的一天，便突然晕倒了。医院检测发现，原来是潜伏在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发作了。

　　“错误百出！”刘源直呼，“艾滋病病毒有潜伏期，虽然时间长短会因感染者体质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即使发作，也不至于突然晕倒。”

　　更令他担忧的是，一些同学因缺乏专业知识而轻易相信和传播一些虚假的流言。

　　去年夏天，刘源的QQ和手机接到同一信息，称某地一批艾滋病患者为报复社会，在饭店馒头内注射艾滋病患者血液，提醒大家小心。

　　“这消息明显是虚假的。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后，存活时间极短，即使注射到馒头内，也不可能传染人。”刘源叹口气说，“但手机和QQ同时收到信息，可见不少同学都相信了，并且进行了传播。”

　　与刘源同为志愿者的女大学生杨亚菲，也曾在同学的QQ空间里看到类似信息。她说：“如果大家都懂得一些关于艾滋病的知识，就不会传播这种只会制造恐慌情绪的虚假信息，而且对自身预防艾滋病，缓解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都有很大帮助。”

　　美丽的青春该何处安放 

　　“从男生看黄片、个别女生流产，到生理健康选修课‘供不应求’，都可以看出加强大学生性教育与性引导已十分必要。”刘源说，“而目前学校的生理健康选修课不仅开的太少，而且涉及‘性’的部分内容较浅。最重要的是，老师年龄比我们大，不了解我们是怎么想的，讲课方式单调，很多内容说不出口。”

　　“相比之下，‘同伴教育’就是对学校教育很好的补充。”郑州你我健康服务中心主任曾春娥说，“这些志愿者都受过专业的系统培训，还要经过严格的考核才能成为‘主持人’，而且每场‘同伴教育’只有20名左右的参与者，整个过程生动有趣，互动性也强，像是在与同龄人开联谊会，学生们参加后印象深刻。最重要的是，‘同伴教育’系统的目的并没有停留在生殖健康教育层面，它里面有大量关于爱情、魅力、价值观的内容，目的便是为了引导学生对性爱进行负责任的选择。”

　　从2007年开始的每个学期，曾春娥都会联系郑州近20所高校，希望能与学校开展合作。但3年来，只有5所学校成为她们的合作伙伴，其他学校均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

　　曾春娥告诉记者，中心经常有独自来流产的女孩，最年轻的只有15岁。她说：“女大学生流产其实并不如社会上想象的那么多，因为她们的知识层次相对较高。问题比较严重的，是职业学校的女生和到城市打工的农村女孩。”

　　“这些孩子美丽的青春该何处安放？”曾春娥坦言心中的忧虑。但是，看着郑州市计生委给服务中心特别颁发的《计划生育服务许可证》，想着在郑州已举办的230多场“同伴教育”，曾春娥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慢慢来，一口吃不了个胖子。有那么多年轻优秀的大学生志愿者呢！” 记者 韩俊杰 实习生 段艳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