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初期多由老教育工作者创办，中国新时期的民办教育被一些人称为“夕阳人办朝阳事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参与民办学校创办的老教育工作者，虽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但毕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他们心中有这样一个疑问—— 民办学校举办者，谁来接班？

    1 【缘起】

    “高平经验”和一群民办教育思索者

    这个话题缘于一群民办教育的热爱者和执著追求者。

    湖南有所创办于1993年名叫“高平”的民办学校，曾经很有名、很红火。2002年春，记者曾专程到这所学校采访，在本报发过一篇小通讯《让农村伢儿有书读》。之后，《湖南教育》组织采写了反映举办者周桂林事迹的长篇通讯《“高质量，平民化”的教育追求——记益阳民办高平中学校长周桂林》，该通讯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周桂林和他的“高平”全国闻名。

    8年过去了，“高平”发展得如何？

    2009年底，当年发现并最先采访周桂林的湖南教育报刊社原社长、刚刚卸任湖南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的唐仲扬，再次与记者陶凤翔采访了周桂林及其已成为“高平”接班人的儿子周曼，了解了“高平”现状，撰写出长篇通讯《“高质量，平民化”教育理念的传播人——记益阳高平教育集团董事长周曼》。文章在《湖南教育》和《湖南民办教育》（内刊）同时发表之前，多年从事教育新闻工作的唐仲扬，给湖南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唐之享写了一封信，谈到采写这篇文章的缘由是，“感到有的民办学校举办者对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把学校事业延续下去考虑不多”，而“‘高平’老校长周桂林深谋远虑，较早谋划了这件事，并卓有成效”。

    曾经在副省长岗位上主管湖南教育近10年的唐之享，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他认为，教育是一项永恒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努力、去发展，而民办教育的发展，更需要像周桂林培养周曼那样，让自己创办的事业一代一代传承、发展、壮大。分管民办教育的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杨定忠也对文章批示：“高平”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其中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创办人周桂林老校长站在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高度，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培养和选拔办学接班人”。

    可是在湖南，甚至在全国，像周桂林这样，早准备、早动手、早谋划，及时、费心地培养办学接班人的有几个？记者感觉到，这确实是个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民办教育，其实更准确的界定应该是社会力量办学，包括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等。本文讨论的，仅仅是公民个人办学。

 ２【现实】

    举办人老龄化现象严重

    新中国的民办教育，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初。湖南民办教育最早的记录是1978年10月。几个退休的老同志办起了长沙中山业余大学，之后几年，各地陆续出现民办学校。但其兴盛之时，应该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

    湖南最新的统计数据是，截至2008年底，全省共有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5533个，在校生143.61万人。

    湖南第一所有自己校园的民办学校是农林生物学家、教育家乐天宇老人创办的九嶷山学院，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那是1980年，乐天宇老人将“文革”后政府补发给自己的5万元拿出来在家乡永州办学。因乐老威望极高，并与毛泽东主席有过密切交往，毛主席著名的诗作《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就是于1961年接到乐老所送礼物九嶷山斑竹后写下的。所以当时的九嶷山学院名声了得——乐老的朋友、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肖克、王首道，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周培源等，对这所学校的创办都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大力的支持。1981年，肖克将军在亲临学校视察时题写了校名。1985年7月，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专门指示秘书给学院师生写信，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办好学校。

    遗憾的是，由于1984年乐老去世，学校发展受阻，尽管今天这个学校还存在，但几经搬迁，办学困难，后续发展步履维艰。

    一个很大的原因，举办者不再是乐老，乐老也没有及时培养接班人。

    不能怪乐老，毕竟，他去世时，九嶷山学院满打满算不过创办了4年。

    可是30年过去，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民办学校仍然没考虑过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问题。

    2010年新年第一天，湖南，长沙至岳阳的京珠高速公路上，一起严重的车祸，两名壮年男子同时遇难。不幸遇难的两人是“富岳”董事长张进伟及其同是“富岳”负责人之一的哥哥。“富岳”是湖南著名的外语培训和留学中介机构，两位主帅同时遇难，“富岳”人一时慌了手脚。好在张进伟的妻子对学校情况比较了解，勉强临时接手，学校得以运转。

    前些年，湖南祁阳一所民办普通中学就没有这样幸运。当时的举办者也是在车祸中遇难，其妻子和子女都无法接班，学校一下子就垮了。

 3 【困惑】

    高龄办学者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湖南，有两所颇具名气的民办校，一所是普通中学，一所为专修学院。两所学校都在长沙。

    两所学校有名，一是确实办得好，二是两校的举办者现在都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中学举办者，今年84岁；专修学院举办者，今年68岁。

    那所有名的普通中学，名声始于办学之初。当年，该校著名的“五老办学”故事，被媒体广为宣传。

    那是1989年，办学人还相对比较年轻，60出头，刚从中学校长岗位上退下来。当时长沙市校少生多、学位紧张，初中入学难，特别是所谓的“差生”几乎没学校要。为此，办学人领着平均年龄60多岁的另外４名老者，租上几间教室，办起了一所初中，专收其他学校不要的“差生”。最初，该校所有行政人员不拿一分钱工资，而且还签下了这样的董事会誓言——“人生有限，教育永恒……如遇特殊原因，学校无法继续办学，除妥善安排教职工外，其余所有财产，全部交给（或捐献）政府。”

    实事求是地讲，这所中学办得不错，虽然学苗不太好，但学校下了大力气调教他们。学生毕业后大多能升入高一级学校读书，有的学生升学后还入了党，甚至当上了学生会主席。这一切，除了得益于该校教师的满腔热忱外，更与办学人的认真负责和事业心分不开。

    如今，办学人已84岁了。21年来，他与担任学校办公室主任、如今年近80岁的妻子，每天在学校工作七八个小时，乐此不疲。他的两儿一女在外地生活，家境都很富裕，多次请二老去安享晚年，每次都被老人拒绝了。“请个年轻人当校长吧，您老也不用事事亲历亲为。”身边的人也总是劝他，但他就是不同意。年初，长沙市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打算给该校派一名党委书记，老人硬是不同意。“外人搞不清学校的事。”他说。最后，学校只来了个兼职的党建指导员。

    老人很享受办学的感觉，每天看到学生就很开心。“春蚕到老丝尤秀，蜡炬余辉烛更红。”他经常这样乐呵呵地以诗言志。目前，84岁的他仍工作在一线，身子骨硬朗，董事长、校长职务一肩挑。学校班子共4人，平均年龄73岁。

    另一所在长沙很有名气的民办学校是专门培养女生的专修学院。多年来，学校管理严格，学生就业不错，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但这所学校也有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举办人今年68岁了，且身体不太好。

    这所女子专修学院是1993年开办的，当时，力倡男女平等的办学人还比较年轻，才50多岁。与上文提到的那所普通中学不同的是，该校从开办起，就由曾经当过老师的办学人一个人张罗。近20年来，记者多次到学校采访，每次接待记者的都是举办人自己。“培养个接班人吧。”记者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劝过她。“没有合适的呀。”她回答。确实，办学人有几个孩子，儿女们虽然有时也到学校帮忙，但都明确表态不接手学校，所以这些年，学校的大事小事几乎都是办学人一人跑前跑后。据说，有一次她生病在家，为了面试一位前来应聘的教师，她带病主持了面试。“这老太太，非累垮不可。”许多人担忧。

    在湖南，这样的学校还能找出不少。尽管每次看到这些老人，他们都显得很有精神，说话底气很足，但毕竟他们年事已高。他们对教育的执著、热爱和坚守，实在令人感动，但从学校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样的状况着实令人担忧。

 4【典型】

    “高平”老校长的远见启人深思

    “高平”创办的时候，举办者周桂林才55岁，相对年轻。但办学没多久，做过多年农村中学校长的他就考虑到接班人问题。周桂林有三儿一女，办学之前，三个较大的孩子都在公办学校工作，且已成家。1997年，最小的儿子周曼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当地的一所省示范性中学工作，与此同时，周曼还办好了出国留学手续。但是周桂林不干了，他召开家庭会议，希望周曼留下来办学。父亲动情地说：“高质量的教育、平民化的收费适合农村教育发展实际，很受群众欢迎，是一项很有前途的事业。父母年岁都大了，高平中学一定要办下去。你是师范大学毕业生，又年轻，暂无家庭拖累，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喽！”

    由于父亲渐渐老迈，学生不断增加，周曼别无选择。不情愿也好，被逼也罢，他加入了“高平”。先是做普通教师、班主任，后当团委书记、教导主任、副校长、常务副校长，最后当上了校长。这期间，周桂林还有意识地安排周曼参加省市级的中学校长培训班，2002年，还花了不少钱将周曼送到中央党校参加为期一年的“教育发展战略理论高级研修班”。

    慢慢地，周曼爱上了“高平”，全心全意投入到建设“高平”中。

    周桂林培养周曼的行为也显现出了效果。一次次的学习培训，使周曼视野大大开阔，特别是在中央党校的学习，使周曼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如果说学习之前的他只是想办好“家族学校”，不让父亲失望的话，学习之后的他想到的则是要把“高平”做大，要让更多孩子接受“高质量，平民化”的教育。

    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2003年月12月31日，还只是副校长的周曼瞒着父亲，与湖南益阳市资阳区政府签下了投资4000万元的办学协议，当年就招生1380多人。开明的周桂林事后知悉详情，不仅没有责怪儿子，反倒大力予以支持，并在2004年11月，放心地将他扛了多年的重担交给了儿子。就这样，周曼成为了“高平”的新一代领军人。

    周曼甩开膀子干开了。2005年初，与津市三中签下了领办20年的协议；2006年8月，与湘西沅陵县政府签下协议，领办县六中、县职中等4所学校；2008年5月，与湖北来凤县政府签下协议，创办1所高级中学。

    如今的“高平”在周曼率领下已成为湖南最大的民办教育集团之一：在湘鄂两省的6个市州8个县（市区），先后创办或领办学校15所，拥有学生3万多名，资产5.4亿多元；集团所属学校涵盖了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其中有幼儿园1所、小学1所、初中2所、普通高中7所、职业中学2所、培训学校2所；办学形式也多种多样，有集团独立创办的学校5所、民办公助学校2所、租赁办学1所、股份合作办学1所、领办公立学校6所。周桂林追求了一辈子的“高质量，平民化”教育愿景，通过周曼的努力，在湖湘大地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

    对周曼来说，他也在这个过程中茁壮成长：先后获得益阳市“十大新闻人物”、湖南省“十大杰出青年”和“益阳青年企业经营者鲲鹏奖”等称号和荣誉。每当周曼回顾走过的创业历程，他总是无限深情地说：“我能够从管理一个班级到管理一所学校再到管理一个集团，都是父亲对我进行思想指导、理念熏陶、智慧引领、精神鼓舞的结果。”

 5【解决】

    可否从立法层面规范引导

    “高平”成功了，但是湖南只有一个“高平”，在5000多个民办学校（园）中，越来越多难以解决接班人问题的学校（园）在不断涌现。

    “人生有限，教育永恒”，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教育就会存在下去。多少年来，民办教育举办人为国分忧，为民办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如何将事业传承光大，培养和锻炼接班人，这是摆在许多民办学校举办人面前的难题。

    “应该从法律层面加以规范和引导。”有人这样提议。记者翻阅了有关法律法规，没有发现对民办学校举办人接班问题的相关规定。被民办教育者视如“尚方宝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共10章68条，也没有哪一条具体提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只是第23条关于民办学校校长的聘任中规定，“民办学校参照同类公办学校校长任职的条件聘任校长，年龄可以适当放宽，并报审批机构核准”，“适当放宽”到什么程度，则没有明确规定。“那就只好活到老干到老”，“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了”，有的办学者这样认为。

    “对这种状况如不警觉，到时很可能不是为国家‘减压’，而是给国家‘增负’。”力倡民办教育者和全社会都来关注民办学校接班人问题的唐仲扬对此很是忧心。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三个层面着手：一是举办者个人应该提早考虑此事，因为民办校与公办校不一样，公办校由国家举办，其负责人由政府任命或先进行选举再由政府批准产生，几乎不存在个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而民办学校则面临这样的问题。第二个层面是各级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要义不容辞地指导民办学校举办者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第三个层面才上升至法律法规完善，因为立法毕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目前，对一些民办学校来说，此事已刻不容缓。

    因此，唐仲扬和他的同事们，在由湖南省民办教育协会主办、湖南教育报刊社承办的内刊《湖南民办教育》上，开始组织大讨论——“民办学校如何培养接班人”，以期引起更多民办教育者和教育主管部门对此问题的关注。当然，他们也希望各级、各地就此问题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探讨，以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引起更高层面的重视，从而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使此问题得以根本解决。

【专家观点】

    完善民办学校领导人

    变更的制度设计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 忻福良

    中国新时期的民办教育，初期多由退休或临近退休、对教育怀有深厚感情的老教育工作者创办，即便后来由企业出资办学的，聘用的校长和高管也多是教育部门的老领导以及公办学校的老校长、老教师。正是这批不服老、不愿安享晚年的参与民办学校创办的“老青年”，为中国民办教育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民办学校出现领导层过度老化问题，不仅一些高龄领导人感到力不从心，民办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也受到了制约。完善民办学校领导人变更的制度设计迫在眉睫。

    完善民办学校领导人变更制度，要探求人性化的民办学校领导人退出机制。

    笔者发现，一些民办学校领导人年龄偏高，但还不愿意退，很重要的原因是退出机制不完善、不人性。在笔者看来，除了应探索在法律法规上对民办学校领导人的退休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外，学校还应该给予他们一定的精神与物质奖励。精神层面的奖励，是指他们退休后，可以成为学校的终身董事，也可以担任名誉董事、名誉校院长或顾问;校史中要充分肯定他们作为学校创办人、奠基人的地位和功绩;学校建筑物也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还可以他们的名字设立奖学金，甚至可在校园里为他们塑雕像或其他永久性纪念标志。总之，不能人走茶凉。物质层面的补偿也很必要。当初他们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为学校挣下一份可观的资产，现在二次退休，学校应视经济状况量力而行，给予他们一次性的或细水长流式的补偿。

    同时，还要合理界定“三无起家”举办人的产权。这类举办人虽然没有实物资产或资金投入，但他们是用自己的经验、智慧、精力把学校办起来的，属于知识产权或无形资产范畴的投入，按理，学校积累的增值资产中应该有他们的一份。但他们能否有产权、有多少产权等问题至今法律上仍不明晰，这是导致不少年迈举办人不愿贸然退出的重要原因。黑龙江在这一点上已有突破，他们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施行前滚动发展起来的民办学校，目前办学积累达到一定规模但没有出资比例的举办者，根据对学校发展的贡献情况，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以及审批机关核定，可以一次性给予举办者相当于学校净资产(扣除国有资产和社会捐赠部分)15%的奖励，作为举办者的初始出资额。”明确了产权，举办人每年可以依法提取合理回报，可以按继承法传给自己的子女，也可以转让。当然，若举办人愿意放弃这部分产权，或愿意捐给学校，对他们应予以一定嘉奖。

    完善民办学校领导人变更制度，要探求可促进民办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聘任机制。

    当前，我国的民办学校由家族成员参与办学、参与管理的情况很普遍。这大多是在我国民办教育发展初期形成的，而且这类学校中多数目前发展状态还不错，多数家族成员在学校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并未明令禁止或限制家族成员介入管理，在面临接班问题时，不少民办学校创办人希望自己的子女来接班，将其作为第一人选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子女接班虽被我国相关法律所许可，但其能否接好班还很成问题。第一，子女愿不愿意接这个班，有没有教育情结?如果他有自己钟爱的事业，硬把他拉来干教育，往往会导致接班失败。第二，子女有没有接班能力?办学是很专业的，任职要有一定的资质。如果从未涉足学校管理，没有一定的经历和经验，如何接班?第三，能否得到学校核心层的认可和支持?如果无法得到支持，学校的发展会受到严重阻碍。可见，除非子女有意愿且被大力培养、被广泛接受，接班成功的可能性较高，否则，子女接班这种方式还是很有风险的。同时，民办学校具有公益性质。作为民办学校投资者、举办者，希望通过子女接班保全自己在学校中的私产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保护根本上还是要靠政策、靠法律保障。民办学校作为公益事业，应更多地考虑公共利益，选定谁来接班也要从这个大局出发。

    因此，一些学校不应再沿用小作坊式的、经验式的、家长式的管理模式，而应向现代学校制度过渡。特别是在人事聘任上要有一套科学、现代的识才、育才、选才、聘才、用才机制，不能光凭人情行事，也不能跟着感觉走。要靠科学、民主、集体的共同抉择，要进一步拓宽聘任视野，在校内外甚至国内外公开招聘。招聘过程中，学校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拟定任职条件，成立由学科专家、管理专家、人事专家组成的遴选委员会，对竞聘者进行资质审查，进行深入细致的面试，然后将选定人选、备选人选及相关资料提交董事会或理事会审议表决通过。这样走程序虽然复杂了些，但较能保证引进人才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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