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这样的“宏观关切”，前不久发生在湖南农村的惨剧，再一次以极端的方式，让“留守儿童”闯入我们的眼帘：一个年仅1岁8个月的留守女孩小梦与奶奶的遗体共度7日之久，才被从长沙赶回家中的父亲发现，小梦的身心均受到了严重伤害。

　　“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这则顺口溜，点出了小梦遭受伤害的直接原因，反映出许多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亲情、教育、安全，缺失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环节，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引人忧思。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亲情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经历了惨剧后，小梦的父亲痛定思痛：孩子好了后，一定要带在身边。然而，正如有人所担忧的：进城后的小梦能在父母奔波忙碌中得到足够的关爱吗？面对高高的户籍壁垒，又如何从稀缺的社会公共服务中分享到自己应得的一份？

　　留守儿童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家庭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5800万留守儿童的背后，是超过两亿背井离乡的“流动大军”。一边是“流动”，一边是“留守”，许多时候，正是流动人群权利的缺失，造成了留守儿童的种种困境。在这个意义上，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不仅是能否与父母共同生活的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不仅是一本课本和一张书桌的问题。对留守儿童的关注，既要着眼于对单独个体的关切，更应扩展至对庞大流动人群的关怀。

　　日前，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报告对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折射的现状有喜有忧。但无论如何，伴随着中国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人口流动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转型与阵痛的“流动时代”，如何让追逐梦想的流动人群告别候鸟式的“半城市化”状态？如何使留在农村的儿童避免过早被“社会性断乳”？如何避免父母为孩子外出打工挣钱、下一代却在留守中荒芜的发展悖论？

　　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其著作《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对当下中国而言，这一命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则是，为留守儿童提供必要的政府与社会支持，减少他们的亲情缺失、教育缺位、行为失范与安全隐患，实现《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强调的“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城市化能否有一个稳定大后方，也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能否有一个可持续未来。（范正伟）